作者:正衡
近日,先后读到作家康锦达长篇报告文学《幕起幕落》片段,以及周秉和同志《以自我革命精神淬炼作风,打好权力治理这场战役》一文。两篇文章,一则以个案之跌宕叩问个别地方滥用执法权力之痛,一则以党性之自觉倡言“自我革命”之要。作为一名在纪检战线工作的同志,读后心绪难平。两文所议,看似一桩旧案、几句新论,实则直指一个沉甸甸的命题:在护航民营经济、优化营商环境这场攻坚战中,纪检监察机关究竟该站什么位置、该以何种姿态履职?而执法司法一旦偏离公正轨道,又会给经济与社会带来怎样的代价?
一、纪检之责:既当“清道夫”,也当“护航员”
读康文,最让我触动的,是那个市区纪委联合工作组入企的旧事。据文中所引,工作组奉命进驻,职责清晰:肃清“慕马”案遗留影响、整治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维护外商合法权益。他们以纠风为突破口,化解压在群众心头的难题——房子办不了证、燃气开不了栓、孩子上不了学;同时依规核查原转属前企业负责人的违纪违法问题,推动化解群体性上访。供暖、供电、工程欠款、拆迁补偿,一桩桩难题在协调中消解,企业顺利转属。那一年,市政府主要领导给予表扬,那枚“市长特别奖”的金质奖章,既是对工作组履职成效的褒奖,也是对企业负责人为政府分忧、敢于担当的肯定。
由此我想,纪检监察工作从来不是“只查不扶”的单向追责,而是查办与保护、监督与服务、治腐与护航的辩证统一。在涉企历史遗留问题处置中,我们既要以执纪问责惩治腐败、守住国资安全底线,也要以协调服务破解发展难题、守护招商引资成果。康锦达文中,当年进驻企业的沈阳市纪委一位领导说得好:“既要以执纪问责惩治腐败……又以协调服务破解发展难题、优化营商环境。”这话说到了纪检“护航员”角色的根上。
二、错案之鉴:不该发生的履职警示
然而,读至康文那个反差极大的结局,我倍感沉重。
一位企业家,临危受命盘活两家濒临倒闭的合资企业,引进外资,投入两千余万元用于供暖供电,偿还工程欠款、支付拆迁补偿,动迁职工领到了补偿金——文中所引公共证据、2006年与2007年市政府两次专题研究富通公司的会议纪要,“议得清清楚楚、写得明明白白”,桩桩件件都是企业的贡献。可就是这样一位功臣,最终被列为追责对象,九千余万元资产被扣押,企业至今仍在留守状态中艰难维持。
最令人遗憾的是文中披露的办案细节:办案全程,当年知情、掌握完整协调事实的市区纪委工作组人员,竟无一人被走访核实,亲历全程的知情者被彻底“绕过”。更值得反思的是,据知情者反映,在刑事案件尚未作出生效判决之前,相关单位便制作了警示教育片,为案件预先“定性”。案未审、罪先定,舆论基调先行设定——这既有悖“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也反映出彼时办案中容不得异见的偏差氛围。文中载明,该案刑事部分经省高院审理认定企业法人不构成犯罪,办案机关本溪市检察院也依法作了纠正。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沈阳市和平区同类案件则是采用“双重标准”:同一桩事实,涉案行政干部情节轻微不予追究,政府会议早已议定的事项,却归责于这位企业家,追究刑事责任;证据链条清晰的错案,迟迟未能完成彻底纠正。此案的始作俑者,省公安厅原负责人李文喜已因严重违纪违法被依法判处死缓终身监禁;但企业被扣资产的处置、困境职工的生活保障,至今未得到有效化解。
作为纪检干部,我不禁自问:当办案脱离事实基础、绕过知情人员、屈从于个别权力意志,所谓执法便异化为对市场主体的伤害。从案件本身看,本可通过行政协调、民事途径化解的矛盾,最终被纳入刑事追责程序。企业的兴衰成败,岂能由企业家一人担责?这既有悖法治原则,也直接折损营商环境的根基。
三、执法之弊:以惩处代解题的深层之害
读罢两文,我常思考:执法环节一旦出现重惩戒、轻解题的偏差,究竟会给地方经济带来多大代价?
答案:写在那个企业的命运里:九千余万元资产被扣押,两家关联企业、众多职工生活困顿;写在投资人的预期里——“今后谁还敢出来,为政府排忧解难、牵头做事?”;也写在地方的口碑里——“企业经营困难时无人问津,一旦做大,就有人想从企业身上攫取不当利益,这是部分腐败者的通病。”
这背后是一个必须正视的方法论偏差:办案机关究竟以解决问题为先,还是以惩处追责为先?本可经行政协调、政策清理、民事途径化解的问题,为何非要将企业家定罪、以惩戒代替解题?短期看似“立了案、办了人”,实则埋下三重隐患:一是错伤无辜、制造冤案,动摇产权保护的制度根基;二是吓退资本、冷却预期,令民营企业家不敢干、不敢闯;三是消耗公信、累积矛盾,最终由社会与群众买单。
读此,忽想起法官宋鱼水曾在沈阳讲课时谈到的观点:司法办案要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这三个效果本是一体,不可偏废。反观这则案例,办案中似乎只盯住了“法律效果”的一端——甚至只是“立了案、办了人”的形式合规,却把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弃之不顾:企业的死活、职工的饭碗、一方营商环境的口碑,统统不在考量之内。只取一端而弃其余,恰是这桩错案最深处的病灶。
最高法2025年依法再审纠正涉企刑事冤错案件55件88人(数据引自最高法新闻发布会),说明涉企冤错并非孤例,纠错必须常态化、长效化。而治本之策,仍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执法者不敢、也不能恣意妄为。
四、自我革命:把“刀刃向内”落到制度
两篇文章,最终都落在一个词上。康文赞赏辽宁高院负责同志文中“自我革命”四字的锐度,周文则通篇力倡“自我革命”。此非措辞的巧合,而是时代的叩问。
读周文,尤为触动我的,是他对党的自我革命传统的梳理。革命圣地的一场整风是深刻的自我革命实践;正如文中所引,先伟人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写道:“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我们党关于“怎样长久执政、不负人民”的两个根本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与“自我革命”——归根到底,都是要求执政者敢于直面自身问题。
对纪检监察机关而言,“自我革命”从不是一句口号。监督者,亦应接受监督。它落到履职姿态上,至少有四个方面:
一是主动知情、主动纠偏。涉企案件办理中,应建立办案机关与曾介入的纪检等职能部门的线索互通、情况会商机制,让事实在阳光下交汇,从源头防范错案。
二是以解题为先、以公正为尺。先问“能否以行政、民事、政策手段化解”,再问“是否必须刑事追究”,把“解决问题”而非“办人立功”作为第一目标。
三是刀刃向内、纠错到底。对已查实的冤错案件,不能止于“刑事部分纠正”,更要盯住资产返还、职工安置、行政处置等“后半篇文章”。新官须理旧账,决不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是畅通监督、接受评判。搭建常态化自查自纠、接受社会监督的平台,将群众口碑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变“灯下黑”为“灯下亮”。
结语
《幕起幕落》的痛点,至今仍在延续。那枚藏在红色盒子里的金质奖章,仿佛仍在无声诉说:功臣与罪人,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而这条线,系于执法者是否公正,系于权力是否被关进制度的笼子。
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纪检干部,我深信:激发民营企业活力,要从整治个别地方滥用执法权力的病灶做起;而治愈这个病灶,靠的正是“自我革命”的锐力与自觉。把这一把“手术刀”磨快、用好,让每一名手握公权的人都能坦然接受监督、主动检视自身,我们才能真正做实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最硬内核”——让企业家敢干、敢闯、敢成大事,让经济的血脉重新奔腾,让老百姓心中那杆秤,称出公道,也称出信心。
这,正是两篇文章留给这一代纪检人必须答好的一份答卷。
(本文为作者个人阅读心得,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